通过合作，进化中才产生了富有建设性的一面，从基因到有机体，从语言到复杂的社会行为。

权利、权力、法权、剩余权和义务之所以被称为基础性法现象，是因为其中前五个单元的法现象穷尽了一国或一社会的各种利益进而各种财产的全部法律表现，而义务则穷尽了相应范围内的全部各种负利益、进而各种负值财产的全部法律表现。[53] Hans Kelsen，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trans.Anders Wedber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pp.75,255-257,269-272. [54] 我尽自己可能在凯尔森著作中查找basic power，但没找到直接提法，或许他指的是制定凯尔森所说的基本规范的权力或主权性权力。

但是，这种情况在权力概念已于1947年载入日本宪法并取得重要地位后，情况就不同了。无论如何，任何两极化的说法都是站不住的，必须从根本上把两极视为一个整体的两端，承认两端之间的部分是根本，理论上和实践上才有出路。以中国人为作者的第一本法学通论教材是留日归国学者孟森编写的，该教材很简明，它在章标题层面把权利及义务并列，从权利义务角度解说全部法关系。该纲领第13条第2款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大召开前，由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大的职权，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基本研究对象、核心范畴设定与当代中国法律实践错位，是当今法学基础性研究要解决的首要课题。

（2）《宪法》题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整个第2章，从第33条至第56条总共24条规定的内容。[[50]]与此同时，权力（如権力分立権力と権威」）也开始进入入门型法学教材的章标题、节标题。时任東京帝国大学教授的梅谦次郎称：法文有时使用法律关系四字，学者尤多使用之。

马克思在谈到经济范畴时说过：它们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16]]从法文法学引进法律关系概念并从权利义务角度定义和运用之，是日语法学的偏好之一[66] 前者是范围包括权力的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身世尚待查明，后者是范围不包括权力的外延单纯型权利概念。[15] 参见岡村司：『法學通論』，和佛法律學校明法堂1900年版，第190-266、363-531页。

[63]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2 页。把法律上、法学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权利说成本源意义上人民权利，在任何意义上都说不通。

如果想把剩余权撇开，把视界集中在法律范围内，也可以把法学看作权利权力之学或法权之学。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穂積陳重就在研究法典的专著中集中讨论了法典の本位问题，他把法典的本位区分为権利本位、義務本位和行为本位三种，并认为近代之法律普遍以权利为本位，但少数公法应以义务为本位。因为，正如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言，不论是外行还是科学家，他们的科学知识都得自于教科书和源于教科书的少数其他几类文献。[59] 权利、权力、法权、剩余权、权的对应概念是个人义务、公职义务、法义务、法外义务、义务。

要厘清相关问题，需要我们根据日语法学的具体情况及其对汉语法学的影响过程做具体分析。加藤氏后期不仅正视权力，而且将权力看得比权利更重要、更有决定性意义，进而提倡權力競爭、优胜劣败。[65] 有代表性演讲或论文：《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研讨会纪要》，载《法学研究》 2000 年第 1 期，第 156-157 页。[41] 郭晔：《追寻和感悟中国法学的历史逻辑》，《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年第 5 期，第211页。

[6] 飯島喬平：『法学通论』，东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5年版，第194页。[[28]]夏勤在1946年独自署名出版法学教材时，还以可见其主张权利本位之激烈来评说耶林（Jhering），[[29]]尽管这种理解极可能是误解。

[44] 参见本书编写组：《法理学》，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132页。4.视权力（以及它的具体存在形式职权、权限等）为权利的构成部分。

由于权是正面的、是形，义务是负面的、是影，故法学宜保留权的全部五个分析单元，但对义务全体，只作为一个分析单元看待。第三重意义的权利正是传统权利义务法学使用的范围包括权力的外延复合型权利。面对上述情况，在百年前的学术框架内回避或忽视权力，在法律实践上不利于权力监督和制约，在理论上逻辑上问题更多，这点上文已有所论说，此处不再赘述。权作为一个整体，由权利权力剩余权三种现象构成，所以，从分析权开始，就是从分析权利权力剩余权构成的权的完整表象开始，其学科地位相当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它的任何分支都不能主张对这一规则的豁免权。凯尔森虽然也谈权利义务，但他把权力看做国家主权的国内法表现，看作创造、适用法律规范和决定其效力范围的力量，认为权力是法律秩序后面的支柱。

见《法学通论》刘崇佑译本，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129页。这份纪要原本是笔者整理的，只是没有署名。

为表述方便，本文通常将法学基本研究对象和核心范畴统称为法学核心话语。18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前后这一百多年间，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大体都处于被人们称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其经济特征主要是强调财产私有、自由竞争、小政府，国家机构只做夜警，国家权力基本不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环节发挥作用。

在20世纪中叶前较典型的日语权利义务法学论著中，这重意义的权利概念的指称范围主要包括：（1）人身权、财产权、各种个人自由，即个人权利。这是20世纪汉语法学中占绝对优势的权利概念观和权利义务法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前引所有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学基础性教材中，除杨廷栋和李景喜禧等少数学者编写的之外，差不多都采用了这种权利概念。

所以，汉语法学要走向现代化，实现与当代中国法律实践接轨，必须以调整对基本研究对象的认识为前提，重置法学核心范畴和重新表述相关基础性命题。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另一种流行的基础性法学教材对权利义务的安排，类同朱采真的教材，用了一整编8章的篇幅。根据以上认识，笔者在 20 世纪末提出了一个5+1+1共七个概念组成的汉语法学基本范畴体系。[39] 郭晔：《追寻和感悟中国法学的历史逻辑》，《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年第 5 期，第210、214页。

不论对于法律还是法学，它们都是不能被忽视的社会存在。[42] 童之伟：《20世纪上半叶法本位研究之得失》，《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第3-8页。

个人、臣民对国家的权利，如选举权和其他公共事务参与权。以这样来路不明的权利而不是基于中国传统形成的权利一词为核心范畴的法学，[[66]]不可能真正是中国本土的和本民族的法学。

在20、21世纪之交，笔者曾提出和论证了权利权力统一体的存在，后将这个统一体命名为法权，形成了以法权为核心的汉语法学基本范畴体系构想。不过，这一章主要论述的是狭义规范权力。

这要求研究者置身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既尊重传统，又努力超越百年前形成的基础性法学教科书等本本及其选择的基本研究对象、核心范畴乃至相关的基础性命题。他将规范性权力分为基本规范性权力和被束缚规范性权力，前者是基本的、原始的权力，简称基本权力，后者是非基本的、被决定的权力，简称受束缚权力(chained powers)。权利本位的理论既深化了对法的本质的认识，是法理学从阶级斗争法学中摆脱出来的学术标志。《再论法理学的更新》，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3-21页。

作为一个过程，第一条道路清楚展示了权和法权概念的外延和内容。日语权利义务法学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五点： 1.受欧洲法学影响，以权利为法学基本研究对象。

[[14]]像前引梅谦次郎等人一样，岡村司的教材或著作，也是将統治權權力、国家机关職權等明确放进了權利的范围。[67] 对权和法权，欧美主流出版机构之一的博睿学术出版社分别译为quan和faquan，参见 Tong Zhiwei, Right, Power, and Faquanism,trans.Xu Ping, Brill 2018, pp.1-35. 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权利 权力 法权 权 。

在这方面，1947年后日语法学随日本宪法改革而自我调整的做法值得中国学者参考借鉴。权之学与权利之学权力之学都只有一字之差，但内容有根本的不同：权之学兼顾和包容了后两者，还兼顾了剩余权，所以，权之学在内容结构上等同于权利权力剩余权之学。